贤者善人以人，中人以事，不肖者以财。得十良马，不若得一伯乐；得十良剑，不若得一欧冶①；得地千里，不若得一圣人。舜得皋陶而舜授之，汤得伊尹而有夏民，文王得吕望而服殷商。夫得圣人，岂有里数哉？管子束缚在鲁，桓公欲相鲍叔。鲍叔曰：“吾君欲霸王，则管夷吾在彼。臣弗若也。”桓公曰：“夷吾，寡人之贼也，射我者也，不可。”鲍叔曰：“夷吾，为其君射人者也。君若得而臣之，则彼亦将为君射人。”桓公不听，强相鲍叔。固辞让，而桓公果听之。于是乎使人告鲁曰：“管夷吾，寡人之雠也，愿得之而亲加手焉。”鲁君许诺，乃使吏鞹②其拳，胶其目，盛之以鸱夷③，置之车中。至齐境，桓公使人以朝车迎之。祓以爟火，衅以牺猳焉，生与之如国。命有司除庙筵几，而荐之曰：“自孤之闻夷吾之言也，目益明，耳益聪，孤弗敢专，敢以告于先君。”因顾而命管子曰：“夷吾佐予！”管仲还走，再拜稽首，受令而出。管子治齐国，举事有功，桓公必先赏鲍叔，曰：“使齐国得管子者，鲍叔也。”桓公可谓知行赏矣。凡行赏欲其本也，本则过无由生矣。孙叔敖、沈尹茎相与友。叔敖游于郢三年，声问不知，修行不闻。沈尹茎谓孙叔敖曰：“说义以听，方术信行，能令人主上至于王，下至于霸，我不若子也。耦世接俗，说义调均，以适主心，子不如我也。子何以不归耕乎？吾将为子游。”沈尹茎游于郢五年，荆王欲以为令尹，沈尹茎辞曰：“期思之鄙人有孙叔敖者，圣人也。王必用之，臣不若也。”荆王于是使人以王舆迎叔敖，以为令尹，十二年而庄王霸。此沈尹茎之力也。功无大乎进贤。
賢者善人以人，中人以事，不肖者以财。得十良馬，不若得一伯樂；得十良劍，不若得一歐冶①；得地千裡，不若得一聖人。舜得臯陶而舜授之，湯得伊尹而有夏民，文王得呂望而服殷商。夫得聖人，豈有裡數哉？管子束縛在魯，桓公欲相鮑叔。鮑叔曰：“吾君欲霸王，則管夷吾在彼。臣弗若也。”桓公曰：“夷吾，寡人之賊也，射我者也，不可。”鮑叔曰：“夷吾，為其君射人者也。君若得而臣之，則彼亦将為君射人。”桓公不聽，強相鮑叔。固辭讓，而桓公果聽之。于是乎使人告魯曰：“管夷吾，寡人之雠也，願得之而親加手焉。”魯君許諾，乃使吏鞹②其拳，膠其目，盛之以鸱夷③，置之車中。至齊境，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。祓以爟火，釁以犧猳焉，生與之如國。命有司除廟筵幾，而薦之曰：“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，目益明，耳益聰，孤弗敢專，敢以告于先君。”因顧而命管子曰：“夷吾佐予！”管仲還走，再拜稽首，受令而出。管子治齊國，舉事有功，桓公必先賞鮑叔，曰：“使齊國得管子者，鮑叔也。”桓公可謂知行賞矣。凡行賞欲其本也，本則過無由生矣。孫叔敖、沈尹莖相與友。叔敖遊于郢三年，聲問不知，修行不聞。沈尹莖謂孫叔敖曰：“說義以聽，方術信行，能令人主上至于王，下至于霸，我不若子也。耦世接俗，說義調均，以适主心，子不如我也。子何以不歸耕乎？吾将為子遊。”沈尹莖遊于郢五年，荊王欲以為令尹，沈尹莖辭曰：“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，聖人也。王必用之，臣不若也。”荊王于是使人以王輿迎叔敖，以為令尹，十二年而莊王霸。此沈尹莖之力也。功無大乎進賢。
先秦诗歌史料著作。5卷。清代劳孝舆辑。作者于旧巢故垒中力开生面，择取《左传》中与诗相关者集为此书。卷1《赋诗》收集了《左传》所载各国公卿大夫在宴享赠答诸活动中赋诗的事例31则，体现了春秋时期在政治活动及日常生活中诵诗的风气。卷2《解诗》凡33则，多关涉到对《诗经》中某些诗章的解说。卷3《引诗》选录了《左传》中所记人们引诗以证其得失，抒其怀抱者，凡75则，显示了《诗经》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大影响。卷4《拾诗》将散见于《左传》中的古诗韵语轶句加以汇集，分为赋、诵、讴、歌、谣、箴、铭、投壶词、繇词、谚和隐语11类，计35则。卷5《评诗》录吴公子季札观乐一篇，推举为批评典范。本书为研究春秋时期诗歌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，以及人们对诗歌的认识和理解，提供了便利条件。有《岭南遗书》及《丛书集成初编》等本。
先秦詩歌史料著作。5卷。清代勞孝輿輯。作者于舊巢故壘中力開生面，擇取《左傳》中與詩相關者集為此書。卷1《賦詩》收集了《左傳》所載各國公卿大夫在宴享贈答諸活動中賦詩的事例31則，體現了春秋時期在政治活動及日常生活中誦詩的風氣。卷2《解詩》凡33則，多關涉到對《詩經》中某些詩章的解說。卷3《引詩》選錄了《左傳》中所記人們引詩以證其得失，抒其懷抱者，凡75則，顯示了《詩經》在當時社會生活中的重大影響。卷4《拾詩》将散見于《左傳》中的古詩韻語轶句加以彙集，分為賦、誦、讴、歌、謠、箴、銘、投壺詞、繇詞、諺和隐語11類，計35則。卷5《評詩》錄吳公子季劄觀樂一篇，推舉為批評典範。本書為研究春秋時期詩歌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和影響，以及人們對詩歌的認識和理解，提供了便利條件。有《嶺南遺書》及《叢書集成初編》等本。
《春秋繁露》注释本。十七卷。清苏舆注。成书于清宣统二年(1910年)。苏舆,字厚康,又字厚庵。湖南平江人。清光绪进士。后改庶吉士,做过邮传部郎中。王先谦之门人,政治上反对戊戌变法。苏舆自少年起就喜读《春秋繁露》,最初读的是凌氏注本,但由于注释中索引内容之广而不得要领。后来阅过其他注释本以后,才逐渐得其要旨。继而作《春秋繁露义证》,以供后人之考用。
《春秋繁露》注釋本。十七卷。清蘇輿注。成書于清宣統二年(1910年)。蘇輿,字厚康,又字厚庵。湖南平江人。清光緒進士。後改庶吉士,做過郵傳部郎中。王先謙之門人,政治上反對戊戌變法。蘇輿自少年起就喜讀《春秋繁露》,最初讀的是淩氏注本,但由于注釋中索引内容之廣而不得要領。後來閱過其他注釋本以後,才逐漸得其要旨。繼而作《春秋繁露義證》,以供後人之考用。
我国第一部编年史兼历史散文集。相传为孔子所编。记载周王朝、鲁国及其它各国大事，上起鲁隐公元年，下迄鲁哀公十四年，共二百四十二年。行文简扼谨严，寓带褒贬，称“春秋笔法”，对后世历史著作和散文著作甚有影响。解释《春秋》者有“左氏”、“公羊”、“穀梁”三传。《左氏传》相传为鲁左丘明所撰，侧重释其史事。《公羊传》相传为齐公羊高所撰， 《穀梁传》相传为鲁穀梁赤所撰，侧重释其文字体例。《春秋》与三传本来单行，晋以后将其文字分载于各传有关内容之前，称《春秋左氏传》、《春秋公羊传》、《春秋穀梁传》。著名注本有晋杜预《春秋经传集解》、东汉何休《春秋公羊解诂》、晋范宁《春秋榖梁传集解》。有《十三经注疏》本。
我國第一部編年史兼曆史散文集。相傳為孔子所編。記載周王朝、魯國及其它各國大事，上起魯隐公元年，下迄魯哀公十四年，共二百四十二年。行文簡扼謹嚴，寓帶褒貶，稱“春秋筆法”，對後世曆史著作和散文著作甚有影響。解釋《春秋》者有“左氏”、“公羊”、“穀梁”三傳。《左氏傳》相傳為魯左丘明所撰，側重釋其史事。《公羊傳》相傳為齊公羊高所撰， 《穀梁傳》相傳為魯穀梁赤所撰，側重釋其文字體例。《春秋》與三傳本來單行，晉以後将其文字分載于各傳有關内容之前，稱《春秋左氏傳》、《春秋公羊傳》、《春秋穀梁傳》。著名注本有晉杜預《春秋經傳集解》、東漢何休《春秋公羊解诂》、晉範甯《春秋榖梁傳集解》。有《十三經注疏》本。
诗文注。周左丘明传，晋杜预注，唐孔颖达疏。六十卷。丘明，鲁国太史。杜预(222—284)西晋政治家，儒学家。字元凯，京兆杜陵(今西安东南)人，历任尚书郎、相府参军等职，著有《左传集解》等。《左氏春秋》亦称《春秋左氏传》，简称《左传》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为三十卷，班固注作者“左丘明，鲁太史”。受经于孔子。魏晋以来儒者更无异议，至唐赵匡，始谓左氏非左丘明。后人争议颇多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定为左丘明作，概亦有战国时人附益。左氏鲁史用夏历，按鲁君隐公、桓公、庄公、闵公、僖公、文公、宣公、成公、襄公、昭公、定公、哀公十二世次第记事。取材于诸国史籍、简册、旧文，所记各国政治、军事、文化、外交及其人物均翔实而生动。原春秋经文与左丘明之传各异，杜氏合而释之，则左传又自有经。杜氏专修左传，认为前儒大抵转相祖述，未尽通左氏学，尝杂引《公羊》、《榖梁》以释传，且自乱体系，于是杜氏合经传于一编，“比其义类，各随而解之。”采刘歆、贾逵、许淑、颍客诸说之长以解经传、排斥服虔等人旧说，条分缕析，剖析精微，使《左传》旨义畅达。故孔疏采杜预注，认为《左传集解》专取丘明之传，以释孔氏之经，所谓“子应乎母，以胶投漆，虽欲勿
詩文注。周左丘明傳，晉杜預注，唐孔穎達疏。六十卷。丘明，魯國太史。杜預(222—284)西晉政治家，儒學家。字元凱，京兆杜陵(今西安東南)人，曆任尚書郎、相府參軍等職，著有《左傳集解》等。《左氏春秋》亦稱《春秋左氏傳》，簡稱《左傳》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著錄為三十卷，班固注作者“左丘明，魯太史”。受經于孔子。魏晉以來儒者更無異議，至唐趙匡，始謂左氏非左丘明。後人争議頗多，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定為左丘明作，概亦有戰國時人附益。左氏魯史用夏曆，按魯君隐公、桓公、莊公、闵公、僖公、文公、宣公、成公、襄公、昭公、定公、哀公十二世次第記事。取材于諸國史籍、簡冊、舊文，所記各國政治、軍事、文化、外交及其人物均翔實而生動。原春秋經文與左丘明之傳各異，杜氏合而釋之，則左傳又自有經。杜氏專修左傳，認為前儒大抵轉相祖述，未盡通左氏學，嘗雜引《公羊》、《榖梁》以釋傳，且自亂體系，于是杜氏合經傳于一編，“比其義類，各随而解之。”采劉歆、賈逵、許淑、颍客諸說之長以解經傳、排斥服虔等人舊說，條分縷析，剖析精微，使《左傳》旨義暢達。故孔疏采杜預注，認為《左傳集解》專取丘明之傳，以釋孔氏之經，所謂“子應乎母，以膠投漆，雖欲勿
《春秋》学著作。又名《公羊注疏》。东汉何休注，唐徐彦疏，陆德明音义。二十八卷。何休注本名《春秋公羊解诂》。何休，字邵公，任城樊(今山东曲阜)人。官至谏议大夫。东汉经学家，精研今文诸经，撰有《公羊墨守》、《左氏膏肓》、《文谥例》等，均佚。此书费时十七载。何休认为孔子修《春秋》有所谓“三科九旨”、“五始六辅”等“义例”。因持“义例”以释《公羊传》，系统阐发《春秋》之“微言大义”。较《左传》杜预注、《榖梁》范宁注为详。但说义理多过于深僻，遂至迂远甚或妄诞。训名物典制亦未可足信。但其说常成为后世今文经学家议政的主要依据。徐彦，生平不详，约生活于中、晚唐之际。其疏或采前人旧说，或征经稽传，或用日、月之例等以解何休之注及经文，皆有所发明。但牵合附会、鄙陋谬误者不少。行文多喜自设问答，文繁语复。此书音义部分，取自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，以注音为主，时或释义与校正文字。有《四库全书》本、《十三经注疏》本等。
《春秋》學著作。又名《公羊注疏》。東漢何休注，唐徐彥疏，陸德明音義。二十八卷。何休注本名《春秋公羊解诂》。何休，字邵公，任城樊(今山東曲阜)人。官至谏議大夫。東漢經學家，精研今文諸經，撰有《公羊墨守》、《左氏膏肓》、《文谥例》等，均佚。此書費時十七載。何休認為孔子修《春秋》有所謂“三科九旨”、“五始六輔”等“義例”。因持“義例”以釋《公羊傳》，系統闡發《春秋》之“微言大義”。較《左傳》杜預注、《榖梁》範甯注為詳。但說義理多過于深僻，遂至迂遠甚或妄誕。訓名物典制亦未可足信。但其說常成為後世今文經學家議政的主要依據。徐彥，生平不詳，約生活于中、晚唐之際。其疏或采前人舊說，或征經稽傳，或用日、月之例等以解何休之注及經文，皆有所發明。但牽合附會、鄙陋謬誤者不少。行文多喜自設問答，文繁語複。此書音義部分，取自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，以注音為主，時或釋義與校正文字。有《四庫全書》本、《十三經注疏》本等。
注释书。旧题谷梁赤传，晋范宁集解，唐杨士勋疏，20卷。《谷梁传》初为谷梁赤传述，后由传其学者录为书。其传重在释《春秋》义例。传义之精，为公羊所弗及。魏晋以来，注《谷梁传》有尹更始、唐固、孔演等10家。自范宁作《集解》后，诸解皆废。范宁注本因兼载门生、故吏、子弟之说，各记其姓名，故称《集解》。宁注矜慎，较何休《公羊解诂》严密。至杨士勋疏，与徐彦疏《公羊》不相上下。《公羊传》与《春秋》经初亦单行，以传附经，疑在范宁作《集解》时。今有《十三经注疏》本传世。
注釋書。舊題谷梁赤傳，晉範甯集解，唐楊士勳疏，20卷。《谷梁傳》初為谷梁赤傳述，後由傳其學者錄為書。其傳重在釋《春秋》義例。傳義之精，為公羊所弗及。魏晉以來，注《谷梁傳》有尹更始、唐固、孔演等10家。自範甯作《集解》後，諸解皆廢。範甯注本因兼載門生、故吏、子弟之說，各記其姓名，故稱《集解》。甯注矜慎，較何休《公羊解诂》嚴密。至楊士勳疏，與徐彥疏《公羊》不相上下。《公羊傳》與《春秋》經初亦單行，以傳附經，疑在範甯作《集解》時。今有《十三經注疏》本傳世。
是一部颇富政治思想性而又比较接近历史小说的政论著作。旧题春秋时齐人晏婴撰，实系后人依托并采缀晏子言行而作——作者当是一个熟悉晏子生平言行和民间士大夫传说的人物。成书约在战国末期，书名始见于《史记·晏婴传》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只称《晏子》(无“春秋”二字”，是否即今传本，可疑)，列于儒家著作之内。全书八卷二百五十章，计分内外篇：内篇包括《谏上》、《谏下》、《问上》、《问下》、《杂上》、《杂下》六卷，多有崇尚节俭之说;外篇二卷，所记乃西汉刘向编校本书时所说的“又有复重文辞颇异”和“又有颇不含经术”之内容，其中《仲尼之齐欲封节》与《墨子·非儒》相同。全书所叙皆晏婴之遗事。本书以晏婴作为中心人物，写得生动形象，实乃先秦著作中罕见之作。书中对奴隶主的穷奢极欲，上层统治集团的腐朽、丑恶，作了比较深刻的揭露;对劳动人民的籍(赋税)重狱多，拘者满围(牢狱)，怨者满朝等情况作了真实的反映。本书在认识论上，提倡尊重事物的客观规律;在社会观上，多尚同、兼爱、非乐、节用之说;在学派关系上，《内篇》多孔子称许晏婴之语，《外篇》多晏婴抨击孔子之语。注本有今人吴则虞的《晏子春秋集释》上下册。其书汇集了二十四个刻本和二
是一部頗富政治思想性而又比較接近曆史小說的政論著作。舊題春秋時齊人晏嬰撰，實系後人依托并采綴晏子言行而作——作者當是一個熟悉晏子生平言行和民間士大夫傳說的人物。成書約在戰國末期，書名始見于《史記·晏嬰傳》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隻稱《晏子》(無“春秋”二字”，是否即今傳本，可疑)，列于儒家著作之内。全書八卷二百五十章，計分内外篇：内篇包括《谏上》、《谏下》、《問上》、《問下》、《雜上》、《雜下》六卷，多有崇尚節儉之說;外篇二卷，所記乃西漢劉向編校本書時所說的“又有複重文辭頗異”和“又有頗不含經術”之内容，其中《仲尼之齊欲封節》與《墨子·非儒》相同。全書所叙皆晏嬰之遺事。本書以晏嬰作為中心人物，寫得生動形象，實乃先秦著作中罕見之作。書中對奴隸主的窮奢極欲，上層統治集團的腐朽、醜惡，作了比較深刻的揭露;對勞動人民的籍(賦稅)重獄多，拘者滿圍(牢獄)，怨者滿朝等情況作了真實的反映。本書在認識論上，提倡尊重事物的客觀規律;在社會觀上，多尚同、兼愛、非樂、節用之說;在學派關系上，《内篇》多孔子稱許晏嬰之語，《外篇》多晏嬰抨擊孔子之語。注本有今人吳則虞的《晏子春秋集釋》上下冊。其書彙集了二十四個刻本和二
西汉董仲舒撰。十七卷，八十二篇。其中第三十九、四十、五十四三篇缺佚。本书是西汉今文经学的代表作。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说：“仲舒所著，皆明经术之意，及上疏条教，凡百二十篇。而说《春秋》事得失，《闻举》、《玉杯》、《蕃露》、《清明》、《竹林》之属，复数十篇，十余万言，皆传於后世。”后人将“说《春秋》事得失”的《蕃露》、《玉杯》、《竹林》之属数十篇编辑成书，并以《蕃露》之篇名为书名，称为《春秋繁露》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该书十七卷，宋《崇文总目》著录其十七卷、八十二篇。今本是宋朝楼钥的校本。该书以儒学为中心，杂以阴阳家之学，并旁采道、法、墨、名等家思想，发挥《春秋公羊传》之微言大义，形成了以“天人感应”目的论为特征的新儒学体系。在宇宙观上把“天”作为至高无上的主宰者，建立了“天人感应”的目的论。在此基础上提出“王者承天意以从事”，确立了“君权神授”论。在思想方法上强调统一，认为矛盾是相对的，统一是绝对的，从而确立了“天不变，道亦不变”的形而上学方法论。在认识论上提出“事各顺于名，名各顺于天”，建立了以名正实的唯心主义认识论。在人性论上倡“性三品”说，并根据其“天人感应”的目的论提出“三纲”、“
西漢董仲舒撰。十七卷，八十二篇。其中第三十九、四十、五十四三篇缺佚。本書是西漢今文經學的代表作。《漢書·董仲舒傳》說：“仲舒所著，皆明經術之意，及上疏條教，凡百二十篇。而說《春秋》事得失，《聞舉》、《玉杯》、《蕃露》、《清明》、《竹林》之屬，複數十篇，十餘萬言，皆傳於後世。”後人将“說《春秋》事得失”的《蕃露》、《玉杯》、《竹林》之屬數十篇編輯成書，并以《蕃露》之篇名為書名，稱為《春秋繁露》。《隋書·經籍志》著錄該書十七卷，宋《崇文總目》著錄其十七卷、八十二篇。今本是宋朝樓鑰的校本。該書以儒學為中心，雜以陰陽家之學，并旁采道、法、墨、名等家思想，發揮《春秋公羊傳》之微言大義，形成了以“天人感應”目的論為特征的新儒學體系。在宇宙觀上把“天”作為至高無上的主宰者，建立了“天人感應”的目的論。在此基礎上提出“王者承天意以從事”，确立了“君權神授”論。在思想方法上強調統一，認為矛盾是相對的，統一是絕對的，從而确立了“天不變，道亦不變”的形而上學方法論。在認識論上提出“事各順于名，名各順于天”，建立了以名正實的唯心主義認識論。在人性論上倡“性三品”說，并根據其“天人感應”的目的論提出“三綱”、“
《春秋》学著作。又名《春秋左传正义》、《左传注疏》。晋杜预注,唐孔颖达疏,陆德明音义。六十卷。杜预注本名《春秋左氏经传集解》,以往经、传各自单行,至杜预始将二者合并,兼为之注,故名“集解”。杜预能综观全书,以《左传》中“凡例”为据,故其注颇有条贯;又注重史事与典制,能以经传相互发明,所注大多剀切;注文也极简要明通。故此书行世后,汉魏诸旧注渐以淹没。但也有望文生义、疏于地理等弊。孔颖达疏本名《春秋左传正义》。
《春秋》學著作。又名《春秋左傳正義》、《左傳注疏》。晉杜預注,唐孔穎達疏,陸德明音義。六十卷。杜預注本名《春秋左氏經傳集解》,以往經、傳各自單行,至杜預始将二者合并,兼為之注,故名“集解”。杜預能綜觀全書,以《左傳》中“凡例”為據,故其注頗有條貫;又注重史事與典制,能以經傳相互發明,所注大多剀切;注文也極簡要明通。故此書行世後,漢魏諸舊注漸以淹沒。但也有望文生義、疏于地理等弊。孔穎達疏本名《春秋左傳正義》。
一卷，明高拱著。高拱以为自宋以来，说《春秋》者穿凿附会，欲尊圣人而不知其所以尊，欲明书法而不知其所以明，因作此书，推原经意，以订其谬。首论《春秋》天子之义，非以天子赏罚之权自居;次论孔子必不敢改周正朔，而用夏时;次论托于鲁史，因其周礼尚存，非以其周公之后而假之;次论王不称天，是偶然异文，滕侯称子是时王所黜，圣人断无削贬天子、降封诸侯之理;次论齐人归郓讙龟阴田非圣人自书其功，深斥胡安国《春秋传》以天自处之非;次论《春秋》作于哀公十四年(前481年)，乃孔子卒前一岁，适遇获麟，因而书之，经非感麟而作，麟亦非应经而至;次论说经以《左氏传》为长，胡安国之书是有激而作，其余诸家纷纷不休，多由误解“天子之事”一语而生。所论多得本意，与其他诸儒附会之说绝异。
一卷，明高拱著。高拱以為自宋以來，說《春秋》者穿鑿附會，欲尊聖人而不知其所以尊，欲明書法而不知其所以明，因作此書，推原經意，以訂其謬。首論《春秋》天子之義，非以天子賞罰之權自居;次論孔子必不敢改周正朔，而用夏時;次論托于魯史，因其周禮尚存，非以其周公之後而假之;次論王不稱天，是偶然異文，滕侯稱子是時王所黜，聖人斷無削貶天子、降封諸侯之理;次論齊人歸郓讙龜陰田非聖人自書其功，深斥胡安國《春秋傳》以天自處之非;次論《春秋》作于哀公十四年(前481年)，乃孔子卒前一歲，适遇獲麟，因而書之，經非感麟而作，麟亦非應經而至;次論說經以《左氏傳》為長，胡安國之書是有激而作，其餘諸家紛紛不休，多由誤解“天子之事”一語而生。所論多得本意，與其他諸儒附會之說絕異。
晋杜预撰,15卷。杜预,字元凯,京兆杜陵(今陕西西安东南)人,西晋将领、学者。曾任镇南将军,都督荆州诸军事,封当阳县侯。长于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,此书外,另有《春秋左氏经传集解》,是今存最早的《左传》注本。杜预认为《春秋》经文的条贯必出于《左传》,《左传》的义例,总归于“凡”。《左传》称“凡”者五十处。皆为旧史之义例。孔子因之为《春秋》 一书之正例,《春秋》另有变例与孔子自为之例。大旨以为“经之条贯必出于传,传之义例归总于凡”,故详考经义,阐释《左传》凡例。《四库总目提要》谓:“《春秋》以《左传》为根本,《左传》以杜解《春秋左氏经传集解》为门径,《集解》又以是书为羽翼。”原书已佚,今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。有《古经解汇函》本
晉杜預撰,15卷。杜預,字元凱,京兆杜陵(今陝西西安東南)人,西晉将領、學者。曾任鎮南将軍,都督荊州諸軍事,封當陽縣侯。長于《春秋》、《左傳》,此書外,另有《春秋左氏經傳集解》,是今存最早的《左傳》注本。杜預認為《春秋》經文的條貫必出于《左傳》,《左傳》的義例,總歸于“凡”。《左傳》稱“凡”者五十處。皆為舊史之義例。孔子因之為《春秋》 一書之正例,《春秋》另有變例與孔子自為之例。大旨以為“經之條貫必出于傳,傳之義例歸總于凡”,故詳考經義,闡釋《左傳》凡例。《四庫總目提要》謂:“《春秋》以《左傳》為根本,《左傳》以杜解《春秋左氏經傳集解》為門徑,《集解》又以是書為羽翼。”原書已佚,今從《永樂大典》中輯出。有《古經解彙函》本
《春秋》学著作。明陆粲撰。二卷。陆粲,字子余,长洲(今江苏苏州)人。嘉靖丙戌进士,官至工科给事中。陆粲除此书外,另有《左传附注》十卷,《春秋左传镌》二卷。此书旨在驳正胡安国《春秋传》之失。其自序谓胡氏说经或失于过,辞不厌繁,而《春秋》之意愈晦,故著此书以论辨之。书前自序:“胡氏说经,或失于过求,词不厌烦而圣人之意愈晦。故此以辨论之。”大旨主信经而不信所谓例,体例先列胡安国《春秋传》于前,后用己说纠驳。
《春秋》學著作。明陸粲撰。二卷。陸粲,字子餘,長洲(今江蘇蘇州)人。嘉靖丙戌進士,官至工科給事中。陸粲除此書外,另有《左傳附注》十卷,《春秋左傳镌》二卷。此書旨在駁正胡安國《春秋傳》之失。其自序謂胡氏說經或失于過,辭不厭繁,而《春秋》之意愈晦,故著此書以論辨之。書前自序:“胡氏說經,或失于過求,詞不厭煩而聖人之意愈晦。故此以辨論之。”大旨主信經而不信所謂例,體例先列胡安國《春秋傳》于前,後用己說糾駁。